马克思在他号角般的著“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段落是关于“公妻制”的论述：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隐藏着的公妻制。
从以上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公妻制，只是资产者们道貌岸然用家庭的温情加以掩盖而已，共产党只不过是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资产阶级掩蔽着的公妻制
马克思认为家庭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因而是邪恶的。私有制一旦消灭，就不存在说哪个女人是谁的妻子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彻底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女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伴侣，而不再受制于经济因素， 生了孩子可以交给社会，集体抚养和教育。这话听上去对女性，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人生场景：喜欢哪个就跟哪个，再也不用纠结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娃养得起养不起。可是， 当你转念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该是一个多么残忍冷酷的女人才能做的到？喜欢谁就跟谁，不喜欢就离开，生了孩子扔给社会， 这骨肉分离的事情连动物都做不到。
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这样信誓旦旦的说家庭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产物，然而他自己却在一直在向世人展示着他的美好家庭。在共产主义各种宣传中，我们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遍又一遍地顶礼膜拜着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忠贞的爱情故事。然而，当一代又一代人在接触了另外的信息后发现，马克思的爱情也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马克思与燕妮的陪嫁女仆海伦德穆特偷情生下一个男婴，这引发了马克思与燕妮的婚姻危机。终身未婚的恩格斯为了照顾“革命领袖”的威信，向燕妮谎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取名亨利．弗里德利希．穆特（弗里德利希是恩格斯名字，穆特是女仆名字）。恩格斯将这个男孩抚养成人并保守秘密，直至他因患癌去世之前的那一刻。临终前恩格斯已经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弗里德利希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弗里德利希就是那个男孩，而这里的图西指的是马克思的女儿，马克思私生子的故事并不是民间传说，而是公开在东德的纪念馆里。从恩格斯的遗言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就连马克思的女儿图西都认为马克思是完美无缺的伟人。
我们再看看苏维埃领袖列宁，列宁被认为 “一生不二色”，公开的信息列宁只有一位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然而，苏联解体后，大量绝密文件公诸于世，才发现列宁从25岁起就接受性病梅毒的治疗，去世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为了维护列宁的光辉形象，当年的验尸报告说列宁死于遗留于体内的子弹和脑动脉硬化。但列宁医疗团的27名医生中只有8人在验尸报告上签名，另外19人不同意上述结论。拒绝签字的医生中包括列宁的两名私人医生。
曾被几代人追捧为苏共领袖的斯大林，私底下更是一个把手中的权力利用到极致供自己享用的淫乱魔王。斯大林有三次正式的婚姻（另一种说法是两次，第二次婚姻没有被认可）。第一任妻子是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在生完儿子雅科夫后于1907年因伤寒去世。在叶卡捷琳娜死后，斯大林与安娜秘密结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6年（1912—1918）又秘密结束，其中的隐情至今仍是个谜。
斯大林的第三任妻子是娜捷塔（有的音译为娜佳，或者娜捷日塔），两人于1918年结婚，娜捷塔当时只有18岁比斯大林小25岁，娜捷塔为斯大林育有一男一女，男孩瓦西里，生于1921年，女孩斯维特兰娜，出生于1926年。在1932年11月7日。庆祝苏联15周年的晚宴上，妻子娜捷塔发现斯大林与一位叫罗莎的有夫之妇的私情。回到克里姆林宫，娜捷塔与斯大林发生了争吵，女管家卡罗琳娜-吉利。听见了卧室传出的枪声，推门看见娜捷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太阳穴上的枪口血流满地，血泊中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另一种说法是女管家第二天发现）。女管家大，去抓电话，被斯大林挡住，斯大林叫她去擦地板上的血。两天之后举行了葬礼，发布的公告说娜捷塔死于阑尾炎。
根据卡罗琳娜奥莉佳-库奇京娜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斯大林的女人们》披露的大量关于斯大林私生活的资料，斯大林的第三任妻子娜捷塔有可能是他的亲生女儿，娜捷塔的母亲正是斯大林早在第一次婚姻之前就有私情的有夫之妇奥莉佳。当时23岁的斯大林与已婚的奥莉佳常在一起约会。斯大林在一次与娜捷塔吵架时突然说了一句：你知道吗，你是我女儿？所以奥莉佳-库奇京娜对传记作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是否是乱伦逼死了娜捷塔？” 到底娜捷塔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是一个谜。
三次婚姻之外斯大林个人生活里也从不缺乏女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家对此展开了深入而又详尽的研究，斯大林青壮年时期，因为迁徙和流放的原因，在五个不同的居住地先后与五位女性有过同居的生活。掌权之后斯大林身边的女人更是召之即来。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斯大林去世的这段时间里，有名气的情妇就有多名。居于首位的则是前苏联大剧院歌剧演员维娜·达维多娃（1906-1993），另外，还有俄罗斯国家大剧院，芭蕾舞演员玛莉娜·谢苗诺娃（1908-2010）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功勋演员阿卢·达拉索娃（1878-1973）。除此之外，还有1930年代的苏共第二号人物卡冈诺维奇的侄女罗莎·卡冈诺维奇，作为斯大林最得宠的情妇，维娜·达维多娃同斯大林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年。
1970年代根据维娜·达维多娃口述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我和斯大林》揭开了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同僚们在政治上如何尔虞我诈，掀起一波又一波骇人听闻的惊涛恶浪，在生活上如何贪图享乐，凶残玩弄女性的层层黑幕
人们从维娜·达维多娃的回忆中知道，当斯大林希望与她们之中哪个人会面时，总是很有礼貌地在电话中邀请：“请您到我这里来喝红酒好吗？我这里有上好的格鲁吉亚红葡萄酒。”被邀请者都会凭着特别通行证，赶往克里姆林宫或者孔策沃的领袖别墅。
世事沧桑，曾几何时，芸芸众生们对着高墙内的领袖人物顶礼膜拜，他们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是神一样的存在。如果没有苏联解体，相信至今这些曾经的苏共领袖人物的个人生活，仍然是不能谈论不能研究的禁区。
就像今天的中国，关于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的个人生活仍然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一些书目不得不在海外出版甚至禁止出版。根据中国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统计跟毛泽东有着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实在多于过江之鲫”。有名气的女人就有十几位之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年的医生李志绥出走美国后，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描述毛泽东的生活场景：“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衷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陪伴到最后毛泽东去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曾经历时三年写出八十多万字回忆录《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中宣部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部门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出版该书也遭到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内容有损领袖形象，愿意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
马克思的共产论没有带给世人一个大同世界，而是让掌握了权力的人明目张胆而又义正言辞的去剥夺他人的资产，马克思的公妻论也没有让女性获得解放和自由， 而是让掌握了权力的人肆无忌惮的掠取性资源。
逆人性的理想不管听上去有多美好， 一旦被独裁者所利用，它带给人类的就是掠夺、屠杀和无尽的道德灾难。更为可怕的是独裁者利用他们手中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编造谎言、再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传播谎言，他们把自己塑造成神让世人膜拜，让一切掠夺和屠杀披上美好理想的外衣。
在刚刚（2021年8月2日）日本东京举办的奥运会上，两名中国选手胸前佩戴毛泽东的像章站在了领奖台上，这不仅被舆论质疑是否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禁止政治宣传的规定，也再一次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的政治走向的讨论。
历史真相被掩盖的有多严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要面临的灾难就会有多严重。如果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没有途径对历史灾难做清醒的认知，灾难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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