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填报高考志愿的季节，都是家长和考生们非常纠结的时刻，尤其对于那些认为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是否复读一年更是一个令家长和学生万分艰难的选择，不复读吧，能够报考的学校和专业都不理想，复读吧又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对于考生和家长的体力心力脑力物力都是消耗，而且来年的高考成绩也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即便如此， 每年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学生甚至高分学生加入复读大军中，以期来年高考再拼一把。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信息：
2011-2018年期间，全国本科大学生中预计有17.47%的学生曾复读过。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官方数据，201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031万，如果17.47%的考生为复读生的话，那么复读人数高达180.1万。
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其中复读生人数为242万人，占比22%。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复读生，甚至个别省份复读生比例达到了恐怖的40%。
过去只有落榜才复读，现在高分也复读。在中国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了80%的今天，“有学上”已经不是目标，有“好大学上”才是目标。正所谓：高三打基础， 高四985，现在的高中俨然已经是四年制了。上名牌大学的目标，成就了庞大的高分复读生群体，即使冒着来年考试成绩的巨大不确定性压力以及又一年的心力耗费也在所不惜。
考名校的背后当然有教学质量的考虑， 但是就业时名校的敲门砖效应也是重要因素。 虽然越来越多省份开始实行“一二本合并”，甚至“一二三本合并”。合并的结果就是原来三本的学校挤进了二本院校行列，二本院校挤进了一本院校行列，这就导致了很多本科院校表面上看没有了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然而名校文凭才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最为过硬的那块敲门砖。
同等学历的前提下，很多用人单位首先考虑的是985、211名校毕业生。社会上已经形成一种固化观念：985、211毕业的学生更优秀，有些用人单位甚至以此作为招人的门槛，并以此为荣耀， 单位里有多少名校生多少硕士多少博士又成为用人单位对外的招牌。是否能够人尽其才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名校的敲门砖效应之外， 起步薪资明显高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中国薪酬网公布的201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显示，清华大学2017届毕业生以平均月薪9065元位居榜首，但最后一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平均月薪仅有3394元。两所高校毕业生薪资相差了5671元，差距明显。
这里插一句：从数据中大家还可以看到， 不管是名校还是普通学校，毕业生起步工资收入2017年比2013年整体下降了30%。可见经济内卷早已经发生。
由于名校的敲门砖效应和起步薪资高，让许多家长和考生冒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选择了复读。另外，各种公立和私立复读班也对复读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多年来， 很多中学为了提高重点本科升学率不惜使用各种“福利”来吸引高分复读生：有的学校提供免费食宿，有的学校按照考生高考分数给予一定的学费优惠或者免除学费，有的学校还在此基础上另补助奖学金。有的重点中学甚至在高考放榜的第二天就开始抢先一步招收复读生。为了抢占重点中学的复读生名额，大批学生和家长早在凌晨便在校门外等候报名，等大门一开就蜂拥而入。
下面这个图就是2019年高考放榜后第二天广东廉江市实验中学大门口的情形。
一些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则按照高考分数由高到低收取不同的学费吸引学生前去复读。因高考扬名天下的毛坦厂镇，那里的六安金安中学按照今年(2021)分数线每学期学费在2500到38000之间。私立复读班不但考验学生的体力心力脑力，还考验家长的财力。
对于很多学校，高考复读已经成为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一边是重点本科的升学率，一边是学费收入。然而，不得不承认，重复上一年的课程内容对学生本身是心力体力脑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压力考验，同时也是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应届毕业生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在广东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一分的差别可能就是近千人的差距，应届生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也造成了第二年更多的人选则复读，一环扣一环形成恶性循坏。人们不禁大声疾呼：应届生还有出路吗？
有学者在《教育公平才能让复读热降温》的文章里提到：复读现象持续升温，反映当今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的窘境。所以想要解决“复读热”的局面，最重要的任务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
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不如说是政治正确下的忽悠。首先，教育资源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分层次的，每个国家高端的名校就那么几所，只是有的国家多几所，有的国家少几所而已。其次，也不是所有学生的发展方向都适合去做学术研究，人一出生就自带不同的禀赋和天性，生而不同是自然而然生的事情。教育的层级应该结合人的不同禀赋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使每个受教育者实现自然有序的分流，使人在之后的职业中能够发挥所长。然而问题是：我们的很多家长并不接受这个自然的过程，整个社会氛围对教育分流和社会分层过程充满了焦虑。
父母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全部体现在对孩子的管理上。常常看到朋友圈里父母陪娃写作业的文章被刷屏，做父母的辛苦、操劳、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和无奈，在字里行间一览无余。老师作业之外，很多父母都给孩子安排一大堆的课外补习班，有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没有休息过周六周日。因为学习压力大导致青少年轻生的案例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8岁孩子因不停补课写作业过劳死的极端事件。
那么，家长的焦虑能怪家长么？有的人说中国人就喜欢攀比，攀比造成了教育深度内卷，那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攀比呢？记得有一篇文章分析什么人适合移民加拿大，大意是说：如果你有钱有势想做人上人，那么你不适合移民，因为那里没有人上人。言外之意， 如果你想过人上人的生活， 你还是留在中国。自然， 有人上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人下人。
最近一则17岁技校生实习期间跳楼身亡的新闻又被刷屏。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学生余骏，因受不了深圳某科技公司的工厂实习，选择了跳楼自杀！每天工作11小时、每小时14元钱、连续夜班作业；离岗、说笑都会被通报警告，按程序请假仍然被记为“旷工”，并被威胁开除学籍。这就是这个17岁的余骏在他生命最后半个月里的生活。
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秦晖曾经在“中国人权”上刊发文章：”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依靠的是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人权优势。
内地的“夺命矿山“，深圳的”断指工厂“，频发的年轻员工跳楼事件都是打工人低人权处境的写照。
社会现实是最好的课堂。当家长看到社会上这一幕幕惨剧，请问哪一位家长能够从容淡定？所以到处是鸡娃牛蛙，全国遍地补习班课外班复读班，一点也不足为奇。从孩子出生家长们就开始了军备竞赛模式。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名牌的大学，进体制内去工作，哪怕到了今天这样就业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很多家长首选还是进入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哪怕孩子并不适应那里的文化， 哪怕整天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哪怕是卷进去做僵尸也要进入体制内。最近甚至不少硕士毕业去街道居委会工作也在所不惜。因为只有进了体制内家长们才更心安。
针对复读和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现象，最近国家多地教育厅下发新规定，公办高中不得接收复读生。另外，教育部颁布新规定，把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以及技校的录取比例，由原来的6：4，调整为5：5，也就是说一半的初中毕业生只能选择职校和技校。
以上这些措施，不管是高考后不能复读公立高中，还是50%的初中生不得不选择职业高中或者技校，目的都是对学生进行早期的强制分流。然而， 如果不能从就业终端改变技工类低收入和低人权工作条件，社会内部的深层次焦虑就不可能消除，各种鸡娃现象只能更加严重， 而且家庭财务更加不可负担，那些负担不起高昂的私立学校复读费的贫困家庭孩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更加渺茫，有钱才能复读，离教育公平的目标更加偏离。
只有让教育自然有序分流，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和人尽其才。只有改善就业终端的低工资和低人权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全社会的深层次忧虑，让教育做到自然的分流。我们不妨可以看一下德国教育的分流情况。
德国实行的是12年制义务教育，而其分流制度则贯穿了整个教育阶段。
德国的小学学制是4年。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学校会评估每位学生的核心科目成绩、学科表现以及综合表现。其中的核心科目主要包括德语、数学以及科学，在做出综合评估后，学校会为每位学生出具一份择校建议，而学生父母原则上应当根据这个择校建议为子女选择合适的中学就读。6岁入学，10岁小学毕业，这是德国孩子面临的第一次分流。
德国的中学可以分为四类：文理中学（Gymnasium）、综合中学（Gesamtschule）、实科中学（Realschule），以及职业预科（Hauptschule）。其中，文理中学以及综合中学文理班的学生会在之后的学习阶段以学术教育为重点；而实科中学和职业预科的教育规划则着重加强职业教育。
根据德国教育与科研部（bmbf）的数据，2018年全德国八年级学生的人数中，完全以学术教育为重点的文理中学学生占比只有38%。
分流后并不是一锤定音一成不变。在不同类型中学之间，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成绩通过考试后自由流动，实现学业生涯的第二次、第三次分流。比如对于在实科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少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转入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继续就读高中阶段，他们的学习路径将与文理中学学生合流，并在第12或13年级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参加德国高考并有机会进入大学，这部分学生则得以重回学术教育的轨道。向上流动的同时， 也可以向下流动， 如果你不喜欢纯理论的学科，你完全可以选择职业教育。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有16%的学生参加德国高考以后选择进入职业教育继续学习。
德国的职业教育采取的是双元制教育。所谓的“双元制教育”，即同时开展理论和企业实习课程。在此期间，遍布德国各地的79个工商业联合会（IHK）则会负责起草学徒与企业之间的合同、解决学徒与企业间可能存在的纠纷等问题。当学生在完成了双元制教育并通过所有考试后，将会得到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德国工商业联合会颁发的执业证书及企业出具的工作证明。
根据德国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在企业学徒和实习之后被企业留用的概率2019年达到了76.5%。正是这种培训系统和就业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德国的青年失业率非常低，这也被社会普遍认为是确保劳动力供应和劳动力市场畅通的优秀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职校技校毕业生待遇不会比名校毕业生待遇低。根据德国知名求职网站Stepstone的数据，社会总体薪资差距不大。在一些对应用操作要求更高的行业，如广告、市场、旅游、精密仪器以及IT行业等，应用技术类毕业生甚至比综合大学毕业生更有竞争优势。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
在用工制度方面，不存在歧视性的不人道的条款。在德国人看来，每个人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无论是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工程师还是技工，他们仅仅是职业之别，不存在尊卑贵贱。德语“职业”一词，意即天职或上帝的召唤，每个人从事的职业，从“天职”的意义上看都是神圣的。
看了这些，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德国家长面对教育分流如此淡定了。在一个人人都是人的地方，没有人上人，自然就没有人下人。
德国实行的“双元制”教育制度，为德国制造业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在2020年全球制造业口碑前10榜单中， “德国制造”成功登上榜单第一名。一直以来，大到德国汽车、小到厨房用具，甚至一把雨伞，“精准的德国工艺”是很多人对德国产品的最高认可。
而以制造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并没有进入这个制造业口碑前10名单。要知道中国的制造业几乎占据了世界近30%的体量，全球每三件产品中就有一件是中国造。实际上，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加工业大国更贴切。
一组相关数据显示，在产业工人里，日本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级技工占比50%，中国高级技工占比5%。
中国制造业用工荒问题从几年前开始浮出水面。市场上正在应聘的蓝领工人成了工厂老板们争抢的“香饽饽”。
2017年初，教育部等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指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会出现3000万的人才缺口。
一边是“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名校硕士博士抢着到居委会街道办应聘，挤进体制变成高学历废物也在所不惜。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学生高考后选择复读企图来年进名校。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一直赶考考到54岁，才中了举人。范进也从邻居眼里的丢人现眼的窝囊废变成了朝廷御史。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
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德国的教育体系照搬未必适合。但是，如果不从就业端入手解决问题，打破体制内的铁饭碗，改善产业工人的低人权工作状况，消除全社会的深层次的阶层跌落焦虑，而只用围追堵截的方式打击复读班打击课外辅导的强制措施恐怕难以奏效，教育内卷人才内卷的状况终将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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