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公布， 相对于承诺的4月上旬整整晚了一个月， 可谓难产；数据公布后， 人口专家和学者纷纷解读，新出生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 少子化老龄化比欧美日韩发达国家提前到来，未富先老，问题之严峻可谓难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几组难以自洽的数据。
第一：我们一直说高手在民间， 一篇来自“数据归集处”自媒体发表的题为《人口之惑》的文章，用国家统计局官网历年发布的数据对比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以下疑问：2020年人口增量1173万。与2019年的人口增量467万相比，增加了151.2%。这样的增长是不是很陡峭？
第二：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0年新出生人口1200万， 减去增长人口1173万， 那么2020年去世人口27万。总人口14亿，一年的去世人数区区27万， 按照某学者形容武汉疫情只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人也没有死的说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2020年相当于人口零死亡？
第三：统计局公布，0-14岁的总人口数，25338万。从2006-2019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2738万，我们假设其中任何一个儿童都不会夭折，全都是健康宝宝，扣减一下，我们就得出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2600万。跟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新出生人口1200万相比，多出1400万。
第四：如果按照0-14岁总人口推断得出的2020年新出生人口2600万计算， 减去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量1173万， 那么2020年当年死亡人口应该在1427万。
这个推断出的2020年死亡人口1427万，与我们第二个问题中推断出的死亡人口27万相比， 整整相差1400万。全国总死亡人数在正常年份的2017；2018；2019年，分别是988万，993万，和998万。那么疫情大流行的2020年，死亡人口到底是27万还是1427万？
看着这一连串让人迷惑的数字， 是不是很烧脑？人口统计数据本应该是一个数学问题， 简简单单的数字加减，本应做到首尾自洽，一目了然。
“人口之惑”的作者在文末写道：就2020年的人口数据而言，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强关联的。尝试对任何一个数据进行优化，都会对整个数据逻辑链条带来巨大冲击。就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言，我个人缺乏平复这种冲击的能力。
放下以上难以自洽的数据， 不论官方还是民间， 都不得不承认的既定事实：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急速向我们驶来。
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64亿， 占总人口的18.7%.人口老龄化法国用了115年， 瑞士用了85年， 英国用了80年， 美国用了60年， 而中国只用了18年。根据世卫组织的预测， 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5%。到那时，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更让人揪心的是，与老龄化同时发生的是少子化。
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1949年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人口专家/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先生最近发文，分析指出，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在2020年，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相比现在将锐减30%以上。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按照梁建章先生的推演, 中国2020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这只有正常更替水平的一半，正常人口更替水平是2.1，也就是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左右的平均生育水平相比，少了0.5个孩子。就算跟少子化严重的日本相比，也要比他们的1.4还少0.3个孩子。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严峻。
除了中国过去40年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的巨大影响之外，与欧美日韩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历程一样，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一降再降。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到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根据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根据梁建章先生的分析， 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的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费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就拿幼托机构举例，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中国非常缺少托儿机构。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如果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中国的养育成本世界最高。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如果北京的生育率是其他城市的先兆，那么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可以说是深不见底。
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生育限制。而且仅有放开限制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不难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印证梁建章先生上面的分析。
5月14日法广的报道指出：中国的惊人崛起实际上很大程度是依赖着其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可惜的是，中国的人口正在逐年萎缩。”根据《柳叶刀》杂志于2020年9月公布的一项研究，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目前的14亿减少到7.32亿，降低的幅度为48％。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人口学家易富贤，长期研究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领域内，他作出的多个预测均已实现。2007年，易富贤出版了《大国空巢》一书，对中国一刀切的一孩政策表达担忧，他认为根据误判的人口数据所制定的政策，将带来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紧抓不放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老龄化加重、劳动力不足都将变得非常严重，“未富先老”才是国家的现状。
易富贤刺耳的言论背后，并非哗众取宠，实则是苦口婆心的建议。十多年过去了，易富贤的预测正在成为现实。
实际上，过去十几年里，学术界针对中国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吁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0 财新文章“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举步维艰”指出：自1990年代，20多年来，中国一些地区，包括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先後推行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的试验点，实验结果表明，试点地区的生育率低于或接近于对照地区，这说明即使在当时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也不会引起计生委所预测的天下大乱。
与学术界人士的呼吁相反，人口计生委则在不同场合一直强调生育率反弹的风险。
上世纪末，当时的计生委一再强调“我国总人口将于21世纪中叶达到16亿的高峰” 。到了2010年，计生委对中国人口峰值的估计调整为15亿，比10年前的预测减少了整整1亿人口。
根据计生委规划和《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五”期间，即2001至2005年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净增量为6257万，但实际增长为4013万；在“十一五”期间，即2006至2000年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但实际增长为3418万人。两个“五年规划”误差都超过50％。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误差，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误。
对这些偏差，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人口计生委规划使用的总和生育率严重高出了实际生育率。令人费解的是，对此误差，人口计生委非但不调整，却千方百计试图证明，他们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中国的实际看，199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平均只生育1.22个孩子。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生育率早已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当时官方依然估计中国真实生育率为1.7左右，这不仅与人口普查结果不符，也与人口学界的推算严重不符。基于此而作出的政策判断，必然是继续推行一孩政策。
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一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计生委对于生育政策的判断，在客观上涉及其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或者说存在所谓的“利益冲突”。按照欧美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发展规律，计生部门控制生育的功能在10年前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手中的权力一旦利益化，并形成强大的利益链条，用尽各种方法牢牢抓住权力就是整个利益链条上所有人的默契。
举一个人口之外的真实事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窥察到利益链条的清晰存在。前几天有位朋友分享了一位乡村教师亲戚的故事。一位二本毕业的男生， 先是找到河北某私立学校教师的工作， 之后经过层层公立教师资格的考试，得以到沧州某所乡村公立小学任职，家人很开心，终于吃上了当地人所说“公家饭”。该乡村小学有教职员工10人，小学6个年级，一共70名学生，但是向上级呈报学生人数时却是300人，而且连根本不存在的乡村幼儿园都记录在册了。学生名册，包括父母信息， 学生姓名等，除了那70名实际存在的学生之外，其余完全凭空编造。每当市里教育局派人到乡村小学检查工作， 也都顺利通过。实际上从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师到校长，再到市里的教育局领导，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 因为如果呈报上去的学生人数太少，这所小学就有被裁撤的可能，从普通教师到校长就面临着再就业的难题，下乡考察的教育局领导也并不在意乡村小学的真实数据，他们在意的是下乡一次有300元的下乡补助费。
如果不是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 有谁会相信这所乡村小学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呢？那么这样的乡村小学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所呢？
面对中国今天的人口状况，严控生育的政策早已完成历史使命，那么维持现有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必然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1972年西方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四位年轻的科学家。该书预测人类文明在人口扩张和资源萎缩的情况下面临崩溃的危险。
1978年中国火箭专家宋健在赫尔辛基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会议期间，与荷兰教授奥尔斯德探讨控制理论时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宋健对书中使用的数学推算模式深感兴趣，因为他认为用来推算弹道导弹的数学模式同样可以用来推算人口增长。1979年底，宋健终于用“数学模型”说服了当时的执政者。自此， 中国展开了长达40年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自此，中国政府机构里便产生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庞大部门----计生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时至今日，罗马俱乐部也没有承认它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对中国一胎化政策起到的推动作用。人类的愚蠢之处，正在于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今天， 也不会有很多人了解，深重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中国人口状况以及社会发展前景的独生子女政策，其理论基础竟然来源于西方智库那本书中的数学推演模型。
面对学术界诸多的放开生育政策的呼吁， 今天的当政者将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 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所有的呼吁声音都弱小到微不足道。
不过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好办，把原来的计生委原班人马全部保留， 只改个名字叫“促生委”就全部解决了。然后“促生委”深入街道深入住户做工作，促使年轻人结婚生子，什么年龄结婚，什么年龄生孩子， 生几个，都由“促生委”说了算，对于不婚不育的年轻人一律强制结婚强制生育，我大中国又是一派轰轰烈烈的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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