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根據聯合國數據，截止3月8日已經有1207名平民喪生，超過200萬人逃離烏克蘭尋求避難。俄羅斯軍隊從多方向基輔推進，持續砲擊烏克蘭多個城市， 平民傷亡人數還在增加，難民危機持續加深，烏克蘭數十萬家庭的天然氣供應被關閉，供熱、電力和互聯網均被切斷，食物與水也出現短缺。
然而， 這一切並沒有削弱烏克蘭軍民的抵抗，反而加劇了他們對俄軍的刻骨仇恨，戰鬥意志更為堅決。普通民眾自發挖壕溝、製作燃燒彈，甚至主動作戰。很多俄軍俘虜都是平民抓獲的，俄軍已經陷入烏克蘭的人民戰爭之中。
3月8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過視頻向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說，引用了二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抗擊納粹德國時的名言，“我們將在森林、田野、海岸和街道戰鬥”。
烏克蘭全國上下體現出來的不畏強敵誓死抵抗的決心和意志也贏得了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支援，武器和人員補給源源不斷進入烏克蘭，正所謂：自助者，天助之。
澤連斯基在3月8日向英國下院的演說中，用莎士比亞的名言描述烏克蘭當下的處境是“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 “生存還是毀滅”這個根本的問題正是凝聚烏克蘭上上下下所有階層共識的一個靈魂問題：烏克蘭人再也不願意回到俄羅斯和前蘇聯的體制中去，那個體制對他們的戕害已經刻在他們的骨髓裡，歷史上他們經歷的大饑荒，大清洗，契爾諾貝利核事故都是他們無法治癒的傷疤。
烏克蘭是農業大國，國土面積中有近2/3是肥沃的黑土地。自古以來都是歐洲最大的糧倉。但是1932到1933期間的一場由自然災害引起的糧食危機演變成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饑荒，餓死700萬人，相當於當時烏克蘭總人口的1/4，其中死亡人口中80%以上都是烏克蘭人。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災難，背後真正的原因是當時蘇聯不切實際的城市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造成的人禍。
1928年，蘇聯爲了加快城市的工業化和農村的集體化，斯大林提出了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為了城市的工業化籌集基金，斯大林決定出口糧食賺取外匯。因此蘇聯政府對烏克蘭進行了一場掠奪式的徵糧行動。 1928年，蘇聯中央政府在烏克蘭徵集到的糧食竟佔了整個蘇聯糧食徵集總量的42%。
而之後的幾年裡，烏克蘭一些地區出現嚴重干旱，另外一些地區卻暴雨連綿。不僅如此，一些農作物還感染上疾病，蝗蟲也接踵而至，糧食減產不可避免。 1930年烏克蘭的糧食產量僅有2290萬噸，而上交的糧食高達780萬噸，剩下的糧食只夠人們的生存。到了1931年糧食產量僅剩下1760萬噸，此時卻仍需上交700萬噸糧食。到了1932年，糧食產量僅剩下1280萬噸，上交的糧食卻達到了770萬噸。
糧食減產，自然災害只是原因之一。斯大林推行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嚴重摧毀了包括烏克蘭在內全蘇聯境內原有的農業生產形態。原來一家一戶為單位的農民被迫加入集體公社。眼看著自己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家產就要被充公，絕望的農民在入社前紛紛屠殺和出售牲畜，焚燒穀物，毀壞農具。到1933年底農民都入了集體公社，實現了斯大林全盤集體化的目標。然而，入了社的農民失去了種糧的積極性，普遍消極怠工。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整個蘇聯的牲畜總量損失了將近50%，農業總產值下降了23％。
農民各種抵制入社遭遇進一步的政策圍剿。越是富有的農民越是不想入社。斯大林提出了“消滅富農”的口號，命令沒收富農的財產並將他們放逐，不准他們加入集體公社，有種地技能的富農被沒收財產後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
在1928年到1934年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中，蘇聯全境內，穀物的總產量下降7.8%，而同期的國家收購量卻增加了150%，這直接導致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等地的嚴重的飢荒。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
沒飯吃的農民本來可以向產糧區或者城市流動，但是為了控制農民向城市轉移，蘇聯政府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布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
很多農民為了活命不得不藏起一些自己的糧食，此時的蘇聯卻下達了一項命令，私自藏匿糧食和盜竊集體糧食將判處死刑。並禁止將任何糧食和糧食製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買賣。此外蘇聯政府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連種子都要沒收。
很多烏克蘭農民開始向外逃跑，對此，1933年1月政府頒布命令，禁止烏克蘭火車站向農民出售火車票。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也被中斷，禁止外界進入這些地區。任何未經許可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被當作“階級敵人”逮捕。
各種滅絕人性的政策和措施疊加效應，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烏克蘭大饑荒。無數民眾在這場飢荒中死去，在大饑荒高峰時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一些人甚至將之前埋葬的各種家畜的屍體挖出來再次食用。
烏克蘭獨立後，許多烏克蘭政治家和學者認為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饑荒是蘇聯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截至2018年，有20多個國家認可這一說法。
大饑荒帶給烏克蘭人的噩夢揮之不去，而契爾諾貝利核爆炸再一次讓烏克蘭人看清了滅絕人性的災難性體制。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一線人員第一時間發現並上報。在威力相當於400顆廣島原子彈的爆炸麵前，副總工程師竟一口咬定沒有爆炸，並以開除威脅一線人員閉嘴。數百公里內，居民聽到爆炸出來觀望，在致死的輻射中驚疑不定。核電站管理層則忙著甩鍋，地方官員最後定性只是一場小型火災。就這樣一場曠世災難在體制的報告中變成了火災，將百萬人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事故中出現了三位“吹哨人”：
一是現場值班長阿基莫夫，遭到當場訓誡；
二是核能研究所所長瓦西里，他第一個將災情上報，接到威脅電話，遭到蘇聯科學院警告，最終被送上法庭；
第三位是國家科學院院士勒加索夫，他從簡報中發現端倪，堅持認為不是火災，而是核洩漏。事故兩週年之際，勒加索夫在自己的公寓樓梯間上吊自殺，在錄音帶中留下了當時不能公開的災難真相。
在三萬倍致死量的輻射下，趕來“滅火”的69名消防員幾乎全部喪生。而五一節到來，政府照舊組織了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就像一切都沒有發生。然而，同時蘇共黨內高官的子女們卻早已乘飛機撤離了基輔。
事故後的5年內，參加當時現場救援和清理工作的人員中有7000人相繼死亡。事故後的15年內，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數據，有9.3萬人因受到輻射患癌致死。十多萬人終身被疾病折磨，無數出生的嬰兒畸形。切爾諾貝利事故像一把尖刀把烏克蘭人心頭的傷疤再劃開一道口子，成為無法治癒的傷痛。
今天，當我們談論烏克蘭的未來發展是向西還是向東的時候， 烏克蘭人早已決定，在烏克蘭人心裡， 不是向東和向西的區別， 在他們的心裡，這是莎士比亞提出的那個終極問題”To be or not to be”，是澤連斯基提出的是“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
烏克蘭人為生死而戰，普京是為甚麼而戰呢， 那些上了戰場的俄羅斯軍人又是為甚麼而戰呢？
讓我們看一篇來自牆國內專家的文章：
3月6日一篇題目為“對俄烏問題的8點思考”， 文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普京為什麼發動這場戰爭？作者是人大教授翟東昇，
翟東昇這樣描述普京發動這場戰爭的目的：
他（普京）最初心目中所設想的是一場速戰速決的“特別軍事行動”，而不是一場生命和政治賭注巨大的曠日持久之戰。他以為這次對烏克蘭的閃電戰，會跟此前的歷次行動一樣，摧枯拉朽、熱刀切黃油，塑造和鞏固他的戰鬥領袖的光輝形象。
有人分析，這種誤判可能跟他的信息通道狹窄有關，俄羅斯的高官們似乎都不太敢向他講真話了，都在比著講好聽的話，或者順著他的意思說，從而對他形成了誤導。
按照翟東昇文章的說法， 普京的勝利宣傳稿都準備好了，還好沒有被誤發出來了。
（俄軍）軍隊本身的作戰準備並不充分。俄羅斯的大部分軍人並沒有戰爭經驗，也沒有特別強大的政治動機來參與對外作戰。在這個貧富分化和社會腐敗都比較嚴重的國家，許多窮人家的年輕人參軍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混一套國家發的房子，而不是出於愛國主義或者意識形態狂熱。
翟東昇對戰爭的各種結局預測，有這樣一條：
如果戰爭遷延日久，美歐對俄製裁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痛苦累積下去，那麼俄羅斯政府的穩定性和總統本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有可能出問題的。這種場景下，就有可能出現烏克蘭軍隊反攻俄羅斯的奇觀。
當然，在文章裡， 翟東昇認為烏克蘭民眾的抵抗是因為30年被政治催眠後而敵視俄羅斯造成的。
當前，在中國網絡上一片為普京叫好的浪潮中，帶有這些觀點的文章沒有被刪除， 也是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大概率是為官方在牆內先放點風聲出來，為那些被灌了迷魂湯的小粉紅們的激情降降溫，萬一普京垮台的太快，輿論上也好給自己留有一個迴旋的餘地。
不管戰況如何發展，即使俄軍攻占基輔甚至烏克蘭全境，烏克蘭人也不會放棄抵抗，普京也注定不會有勝利，戰爭打的是人心向背。習慣了聽一眾官僚奉承話的普京就是一個處於權力巔峰的小丑，荒誕而又傲慢，他的大國英雄夢終將幻滅。
關於文章作者再補充一句， 這位人大翟東昇教授正是2020年12月那段著名視頻中的主角，在視頻裡，翟教授洋洋得意的說中國跟美國高層之間沒有搞不定的Deal, 因為在美國的上層有我們的人, 翟教授一邊說一邊做著拇指和食指相互搓捻的動作-—也就是那個中國特有的數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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