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秘密警察正在对一名剧作家和剧作家的女友实施全方面的监控，然而警察却逐渐被剧作家的生活所吸引，转而开始同情他们的遭遇，以至最后在暗中对他们施以了援手。这是获得2006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项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情节,电影名称也被翻译成“他人的生活”。而非常魔幻的是， 出演秘密警察的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现实中的个人生活也成了“他人的生活”，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告密者正是他的妻子-珍妮•格罗尔曼-一位著名的话剧明星。
这对东德时代曾经家喻户晓的明星伉俪，最终婚姻解体。影片获奖后乌尔里希.穆埃向媒体公开了珍妮.格罗尔曼曾经是秘密警察的线人，并在暗中监视自己，珍妮拒不承认，发誓要与乌尔里希对簿公堂。 当乌尔里希.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珍妮却因病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此时两人都只有50多岁。
不管银幕上的剧情还是银幕外的人间纷扰都跟那个被人称作“被撕毁的恐怖档案”的文件有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斯塔西档案“
1950年， 处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东德，建立了国家安全部Staatssicherheit, 人们称之为斯塔西。斯塔西的首要任务就是监视东德的民众，通过广泛庞大的情报网络收集民众方方面面的信息，然后用公开或隐秘的方式来消除异议人士，达到维护东德共产党政权的目的。
那么它的机构有多么广泛和庞大呢？用斯塔西自己那句名言就是“Wir sind überall”，“我们无处不在”。斯塔西用渗透和侵蚀的方法让东德民众无时无地不处于被侦察和监控之中。
所谓渗透，就是当时东德国内的大型工厂都有史塔西安排全职探员进驻，其渗透规模依据工厂的经济价值决定。除了大型工厂之外，也会在每栋公寓楼中安排一个房客担任斯塔西通风报信者，也就是告密者。
所谓“侵蚀”，通常是骚扰受害者的私人生活，让被骚扰者寝食难安。例如进入房间搬动家具的位置、重设闹钟的响铃时间、撤下墙上的画或是调换茶壶中的茶叶。也有通过安装窃听器、抹黑其名誉、诬告、神秘电话、匿名包裹等心理攻势，甚至包括向受害者的妻子寄送性玩具来实施骚扰。受害者通常不会想到背后的策划者是斯塔西。许多人因此陷于精神错乱、崩溃甚至自杀。
1975年东欧国家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后，斯塔西的地位更是大幅提高。《赫尔辛基协议》规定签署国必须尊重“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观点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这在当时无疑是对东德政权的严重威胁。
著名的斯塔西头目名叫米尔克（Erich Fritz Emil Mielke），他掌控斯塔西长达三十二年。米尔克灌输给属下一条工作守则：“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嫌疑。”依据这个原则，东德人任何可疑的言语、思想、计划和行为，都在斯塔西侦察的范围内。为了贯彻落实这个原则，在斯塔西工作的人员需要掌握多种技术，如变装术跟踪术，既要隐藏自己的行踪，又不能让跟踪对象丢失。跟踪者需要留心被跟踪对象什么时候，和谁，在哪里见面。
人们读什么书也在监视的范围之内，比如，装作不经意从阅读者身边走过，眼睛飞快扫过书本，迅速掌握书本的封面或者书页的内容。这是个十足的技术活，不仅需要超凡的眼力，记忆力，也需要高超演技。
非公共场合的监控主要以拆阅人们的信件和监听人们的谈话为主。你写的书信在邮局发出之前，会被邮局拆阅，然后再完好无损地粘回去。可疑信件并不会截流，而是复印一份，并且密切监视收信的信箱箱，记录下靠近信箱的每一个人。
入室搜查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大量使用拍立得，搜查前先拍摄下房间的布局，搜查之后原样恢复，不留下任何痕迹。
邮政包裹也需要开包检查。每年西德人会向东德亲朋好友寄出大约2500万份装有食物和服装的礼品包裹。每一个来自西德的包裹都被斯塔西工作人员一一拆封检查。包裹中的东西常常被拍下照片并且被记录在案。有的时候包裹也会遭到没收。不过，大部分斯塔西没收的包裹不一定是因为有“可疑”的物品，大概率是因为包裹里有东德缺乏的必需品或者新奇物件。
当时百业萧条的东德，吃住用等生活处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严重短缺中，如果说东德有什么是蓬勃发展的，那就是过度膨胀的政府机构，最著名的非斯塔西莫属。斯塔西成为当时这个国家里最大的雇主，拥有10万名正式聘用的探员之外，1950年代初，斯塔西的通报合作人数也就是告密者从2万到3万逐步上升到1968年的10万人，而到了1975年达到18万人的最高峰。几乎每63名东德居民间就有一人与斯塔西合作，每166名东德居民就有一名斯塔西的正式雇员。
而40年间，被建立秘密档案的人数超过了600万，要知道当时的东德人口才1800万，秘密档案的数量达到东德人口的三分之一。
然而，如此强大的斯塔西仍然抗拒不过时代的大潮。
1989年夏天开始，整个东德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和平游行。这时的东德人克服了对斯塔西的恐惧，他们不再沉默，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改革、自由旅行以及解散秘密警察机构。地处柏林的斯塔西总部里，头目米尔克听到了大街上传来的抗议声，此时此刻的他深深感觉到危机正在逼近。1989年11月6日、就在柏林墙倒塌前的三天，他秘密下令斯塔西各地区分局，销毁或转移重要档案。
就在1989年的12月4日，当聚集在斯塔西所处的埃尔福特分局门外的抗议者看到一缕缕青烟从楼顶飘出时，为市民委员会工作的克斯汀•舍恩女士勇敢地带人冲入办公室，以阻止斯塔西进一步破坏档案。接下来的几天，以和平方式占领斯塔西的壮举传遍了整个东德，地处哥塔，哈勒，莱比锡的斯塔西分局也相继被占领。
占领潮在1990年1月15日达到了高峰。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冲入位于柏林的斯塔西总部，然而，他们发现警察正在里面碎纸、化浆及手动撕毁文件，这个被称为斯塔西的国家安全部正在拼命销毁过去40年里对自己的公民收集并建立的秘密档案。这时大部分材料被烧毁或碎成小块已无法挽救。但有些袋子里的文件只是被草草撕破，这样的碎片文件一共装了16000个大麻袋。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这16000麻袋的秘密档案。两德统一过程中，最后一届东德政府内的保守派和共产主义政客主张要么销毁要么永久存封。以科尔为总理的西德政府也有相同的计划。理由是，按照西德的法治观念，如此敏感的国家档案应当存封，因为里面是"以违反人权方式收集的信息"，不能就这么公开。但东德的民权人士则主张，东德共产党（SED）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们应当有权查看有关他们自身情况的档案。
民权人士的抗议获得了成功。在1991年12月通过的斯塔西档案法的帮助下，得以在开放档案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数百万民众终于有机会一睹东德秘密警察所记录的他们的档案。受害者在查阅档案的程序中有着绝对的优先地位，而为斯塔西效力的告密者则必须要面临身份被揭露的局面。
统一后的德国宣告成立“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主义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他们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
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政府将如此浩繁的秘密档案向如此众多的民众公开。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起档案管理局BStU雇佣了3000多名雇员处理各类申请，但申请者等上5-10年才看到结果是常有的事情。
自1992年正式公开档案起，档案管理局BStU共收到650万份申请，其中个人申请者高达170万人。1990年冲进斯塔西大门的人们想要探寻真相：斯塔西对我做了什么？当年是谁在出卖我？
这些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真相超过了个人能够想像的底线：这些记录下别人的一言一行并向斯塔西告密的人，有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邻居、亲戚，更有自己的家人，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老师，儿女监视父母。
真相的揭开却未免太残酷，也改变了无数人个人的命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自杀……
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和婚姻都被毁了，经常根据这些档案揭露名人生活的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甚至给它们起了“恐怖档案”的名称。
佩特拉·黎曼(Petra Riemann)女士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双重生活是2013年。她的父亲卢茨·黎曼(Lutz Riemann)是一名东德演员，因在电视上扮演警察而出名。但是，根据2013年看到的档案，卢茨·黎曼(Lutz Riemann)也曾是一名斯塔西线人，监视着家人和朋友的动向。通过秘密档案佩特拉.黎曼还发现她的父亲还有秘密的第二个家庭， 黎曼女士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从这些文件中获得的知识，值得付出痛苦。“你可能会在这些文件中看到一些永远困扰你的东西，但问题当然是：你能生活在谎言中吗？“而她的父亲卢茨·黎曼(Lutz Riemann)曾在2013年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承认自己做过线人，表示他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那么做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告密者都出自高大上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名东德老太太之所以成为斯塔斯的线人同意监视一位1980年代在东德做记者的英国人加顿.阿什，则完全是为了有机会去西德看望已经逃到那里的儿子。
这些装在16000个大麻袋里的秘密档案，经过30年的手工恢复，至今恢复了500麻袋， 剩余的15500麻袋，按照目前的进度估计还需要400年。这些致力于手工恢复被撕毁的文件的人被称为“拼图者”。如果碎片太碎，研究人员有时会用一种名为ePuzzler的机器重新构建它们。但是文件碎片实在太多了，ePuzzler也无法显著加快项目的速度。
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以“党的剑和盾“为座右铭的斯塔西在它向执政的东德共产党（SED）政权递交的秘密报告中，也记录了自身的恐惧和走向灭亡的种种迹象。1989年10月8日，正值东德庆祝成立40周年之际，但斯塔西一份七页的报告却不以国庆为内容。正相反，报告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在东德处于严重的危险中"，而在短短的一个月后就真相大白：柏林墙倒塌，那是1989年11月9日。
40年，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瞬间，而对于每一个个体，40年确是半生。在40年的时间里，东德万千民众何以如此示弱于专制与恫吓，让沉默、屈服、献媚、猜忌和怀疑泛滥成灾难，出卖友情亲情、出卖正义、出卖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当铁血体制无孔不入地触发人性的幽暗，社会溃败不可避免。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万象微观， 我们下期再见！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