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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象微觀

翻牆者:翻牆為什麼會違法?違法為什麼還要翻牆?最高級別的翻牆者的人生結局

在刚刚过去的2月18日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 香港中评社记者引用美联社的报道, 向华春莹提出如下问题: 自从2019年以来,中国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外交账号数量分别增加了三倍和两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对此回答说: 说到推特账号数量,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查过有多少外国媒体和外交官使用微信、微博?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这只是增加一种同外国民众分享信息、沟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友海水般的嘲讽。事实果真如华春莹所说么?中国人可以使用脸书和推特么?如果不使用VPN翻墙软件,我们能上这些网站么?使用翻墙软件是合法的么? 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不是在使用翻墙软件就是已经身在海外了。

“翻墙”,是指网民使用虚拟私人网络(VPN)突破网络审查浏览境外网站的行为。人们也称之为科学上网。那么为什么“翻墙”会违法?


根据中国国务院1996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第六条,“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公安机关可对违反此规定的人给予警告,并处以最高15000元罚款。这个“暂行规定”就是翻墙违法的依据。


专门致力于中国互联网法律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李治安称,目前只有通过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来申请的海外服务器对接服务才是合法行为,其他形式的“翻墙”行为都属于《暂行规定》中的“非法信道”。“你可能只是下载了一个VPN软件帮你连到国外,其实都是违法”。

这个规定在过去20多年中“备而无用”,具有法律效应,实际并没有执行。执法主要从2017年开始,当年中国收紧VPN市场。2017年7月1日,拥有大量用户的老牌VPN服务商GreenVPN停止服务。之后,更多VPN服务商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终止运营,包括天行VPN、云墙VPN等等。在2017年一年,苹果公司以触犯中国法律为由,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了674款VPN应用程序。

不止VPN软件的下架, 中国网民因利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受到处罚的案例也在逐步增加。


广东韶关朱姓市民,在2018年8月至12月期间,用自己的手机安装翻墙软件蓝灯(Lantern Pro),连接到家中的宽带网络“翻墙”上网被查处,广东韶关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4日发布信息,指控朱姓市民“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被处以警告,并罚款1000元。


同时,印有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公章的《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也显示, 重庆的黄姓市民也因为翻墙受到同样指控。


2020 翻墙"被罚案例更是激增,只浙江一省,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系统”就可以查询到, 浙江省2020年已经处罚了近60例“翻墙”者。进入2021年, 全国各地因翻墙上网受到处罚的案例仍在频频发生。


那么, 既然翻墙上网违法,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花钱购买翻墙软件,费时费力的翻墙呢?翻过这堵信息墙, 人们又看到了什么?


据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李治安估计,目前中国网民使用VPN的人数有两、三千万。有些高校的学生、学者使用VPN连接国外图书馆下载资料,或到Google scholar查阅最新发表的研究。


网络工程师刘元,2010年从香港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苏州供职于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他对BBC中文网说,在香港读书时早已习惯了自由的网络环境,回到大陆后觉得束手束脚,于是自己搭建VPN,或在手机上下载各种VPN软件。刘元说,在平时工作中,开发软件时会常常遇到疑难问题,需要“翻墙”到境外网络,通过谷歌查询国外同行的解决方法,或从国外软件分享论坛下载文件包。“这样不仅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学习到最新技术,”。


刘元的同学郑涛之前任职一家香港公司,回大陆后在武汉一家网络安全公司任程序员。对于郑涛来说,如果无法实现“翻墙”,他就要自己去分析软件代码,寻找编程逻辑,“本来五分钟就能完成的事,如果不翻墙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现在他仍然会购买境外VPN软件来满足工作需要。


2018年11月, ABC 中文网刊登一篇题为“墙内长大的一代”,文章采访了11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年轻人,采访时了解到,Instagram 已经成为中国年轻翻墙者最常使用的应用程序之一。


主修英语的21岁大学生罗艳旻告诉ABC记者, 从四年前开始使用免费的VPN“翻墙”,她说自己最初对 Instagram 和 Reddit 上多元化的内容感到“震撼”。她在这些平台上的点点滴滴,帮助她洞悉到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多元化。罗艳旻说:在中国...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活的都是一样的... 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所有人,拥有同样思想的人,我感觉就像僵尸一样,很容易被人控制。”

ABC的另一位受访者是当时在北京生活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曹畅,她说她每天都会通过免费的VPN浏览境外的网站,但免费的服务每天只有15分钟。她说:“我的感觉就是利用15分钟走出了中国,环游世界了一下”。 年轻的曹畅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为什么国别之间的网络会有限制?为什么在自己国家就只能上自己国家的网?”


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管控,更多的网民正在提出质疑:政府打击“翻墙”行为是基于网络安全,还是言论控制?上边提到的那位从香港回到武汉的程序员郑涛说,今后只会在公共场所尽量少使用VPN,查询的资料只做用科研用途。“Read-only!”这位程序员用计算机术语“read only(只读取)”来形容自己的翻墙阅读,表示他只读信息不向外散布。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言论自由”的定义: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是一种基本人权, 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 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到任何人的审查和限制, 也无需担心受到政府或者他人报复。


当防火墙越来越高, 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信息 “只能读取”不能传播,或者恐惧于传播时, 我们身边就只剩下了一种被允许的声音。正如ABC文章“墙内长大的一代”所说, “我们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生活在防火墙内,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的生活深深被那些防火墙所允许的内容影响着。”


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准确的数据,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还有多少年轻人从未听说过那些疯魔西方的社交媒体,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Reddit, 而这些早已是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与生俱来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些在墙内长大的中国年轻人有机会翻墙看到外边的世界, 他们又会作何反应?他们又需要用多长他们宝贵的人生时间去反思自己的过往?

来自于浙江嘉兴的一位退休女教师, 于2008年第一次迈出国门访问在加拿大定居的女儿时, 内心迷惑了很久。 她已经60多岁, 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浙江一所小学教书育人。 看着女儿一家加拿大生活,女儿上着政府为新移民提供的免费英文课, 外甥上着免费的中学。 后来女儿在加拿大生二胎, 整个产检全部免费, 在医院生产时住着单间病房,连产妇和新出生婴儿的三餐都是医院配置的营养餐,分文不取。 这时的老教师对自己多年坚信并教授学生的教义产生了自我怀疑。 她常常看着分散在各处的大片大片的草坪,仰望着蓝蓝的天空问自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么? 这位退休教师迈出国门, 用当下流行的词汇来说就是实现了肉身翻墙。

再让我们看一看曾经的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反思,赫鲁晓夫可是说最高级别的翻墙者:


1964年,苏联发生了一场神秘的“宫廷政变”,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给予他安度晚年的优厚待遇, 他住在国家别墅里享受着优越的生活。

失去至高无上的权力、 失去被人簇拥的感觉的赫鲁晓夫,看到了生活的真实:他看到了农民的艰辛,听到了工人的怨言,见识了握有小小权力的人的蛮横无理。


他开始反省自己,《真理报》曾经是他的最爱, 现在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他非常厌恶这份谎话连篇的官方报纸,反而在他当政时他特别指示要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成了他下台后每天都要收听的广播。


翻墙偷听敌台的同时,他还开始阅读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的“禁书”。当看完小说《日瓦戈医生》后,他有些怆然地感慨道:“我们不该禁止它,里边并没有什么反苏言论。”

了解真相后,赫鲁晓夫决定忏悔过去所做的一切,开始撰写回忆录。颇为讽刺的是,这位曾经的苏联最高领导者之一,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能出版,当局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


摆在赫鲁晓夫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是继续在国家别墅里享受着优越的生活,还是坚持保留自己撰写回忆录的权利,他选择了后者。


他从翻墙偷听敌台中获得海外线索,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最后成功将回忆录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

时间来到了2021年,我们已经处在了世界互联的信息社会, 然而我们的防火墙却越筑越

高。前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吴强博士接受A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从许多方面看来,中国防

火墙实则是一种将中国和其外部世界隔离的方式,其本质和1961年在德国建立的柏林墙极

其相似。


常识总是显而易见,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营养, 那么信息多样化才能保

我们认知上有足够的营养。当我们的年轻人被一种声音包围的时候, 他们的认知已经严重

营养不良甚至产生缺陷了。

英国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或“网络安全”为更多人所知。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认知安全”。因为如果没有认知安全,社会将失去应对未来严重风险的能力。

我们不妨用华春莹那句话来问一声:“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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